中國性學家李兆堂1930年代研究引關注：赫希菲爾德的伴侶超越時代的性學洞察
2026年10月，歷史學者與性學研究界重新審視了華裔加拿大籍性學家李兆堂（Li Shiu Tong，1907—1993）的學術遺產。他在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對人類性多樣性的田野觀察研究，比現代性學主流結論早了數十年。長期以來，李兆堂一直被置於其著名導師兼伴侶——德國性學先驅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的光環陰影之下，但他遺留的手稿對雙性戀與同性戀在人群中的普遍性提出了極具開創性的見解。
據美國LGBTQ媒體LGBTQ Nation報導，1931年，24歲的醫學生李兆堂在上海參加了63歲的赫希菲爾德的世界巡迴演講。李兆堂受邀擔任其助手兼旅伴，陪同赫希菲爾德遊歷東亞與美國，兩人隨後確立了親密的伴侶與合作關係。1933年納粹在德國上台並洗劫柏林性學研究所後，赫希菲爾德被迫流亡，李兆堂隨其定居法國。在1935年的遺囑中，赫希菲爾德指定李兆堂與活動家卡爾·吉塞（Karl Giese）為其全部學術遺產的共同繼承人與管理人。
數十年來，西方學界普遍認為李兆堂在赫希菲爾德於尼斯去世後便放棄了性學研究。然而在2000年代初，柏林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學會聯合創始人拉爾夫·多澤（Ralf Dose）尋獲了一批重要檔案。這批遺物由溫哥華居民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1994年李兆堂去世後從垃圾箱中搶救出來，包括赫希菲爾德的石膏死亡面模、珍貴書籍以及李兆堂未發表的手稿草案。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家、《Racism and the Making of Gay Rights》（2022年）作者勞里·馬霍弗（Laurie Marhoefer）指出，李兆堂在數十年間跨越各大洲記錄了各國民眾的性行為特徵。在留存的手稿中，李兆堂推算約有40%的人群具有雙性戀傾向，20%為同性戀，30%為異性戀，其餘10%屬於其他性別與性多元形態；他還指出跨性別是人類經驗中自然且有益的組成部分。
這一推測與赫希菲爾德本人的觀點大相逕庭——赫希菲爾德雖認為同性傾向是先天生物學特質，但在人口中屬於相對罕見的現象。李兆堂的田野洞察預示了40年代末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的研究報告以及現代性流動理論。不過，歷史學家亦提示須謹慎對待這些數據：保存下來的手稿缺乏完整統計學方法記錄，樣本也難免受到作者當時特定社交圈層的影響。馬霍弗同時強調，20世紀中葉的歐洲中心主義與種族偏見使得西方歷史敘事長期將李兆堂矮化為大師身邊的附庸，從而掩蓋了他作為獨立思考者的開創性價值。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1868—1935）是德國著名性學家、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世界上第一個同性戀維權組織）與柏林性學研究所的創立者。李兆堂在赫希菲爾德離世後先後就讀於維也納大學、蘇黎世大學與哈佛大學，曾涉足外交工作，後定居加拿大，直至1993年逝世。
此前，「烏拉尼亞」曾在探討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與俄羅斯酷兒歷史的專文中，分析過早期歐洲性學思想與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對20世紀初社會思潮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