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摩西·烏格林——俄羅斯歷史上最早的酷兒人物之一？

聖摩西·烏格林（俄語：Moisey Ugrin；Моисей Угрин，“烏格林”在古俄語中意為“匈牙利人”）的生平傳記在眾多古羅斯文獻中顯得尤為特別。他是古老的基輔洞窟修道院（俄語：Kievo-Pecherskiy monastyr；Киево-Печер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的一名修士，在波蘭淪為俘虜，多年來拒絕與一位富有且有權勢的貴族女子結婚，因此遭到閹割，但最終成為聖徒，被尊為貞潔的典範。

幾個世紀以來，這個故事一直被解讀為精神戰勝肉體的純粹敘事。但在20世紀初，俄羅斯哲學家瓦西里·羅扎諾夫（Vasily Rozanov）在摩西身上看到了另一種特質：一個其本性根本排除了對異性吸引力的男人。後來，西方斯拉夫學者和性別研究者也探討了這部傳記。為了釐清這些解釋，需要先從歷史背景說起。

古羅斯的性倫理

如果不了解10至13世紀基輔羅斯時期的性倫理背景，就很難理解摩西的行為。

當時的東正教會首先譴責的是婚外性行為本身——即私通（淫亂），而不是參與者的性別。正如研究員伊芙·萊文（Eve Levin）所強調的那樣：古羅斯社會透過具體的行為類別（罪惡或美德）來評價性，而不是透過身分類別。當時根本不存在作為特殊人群的「同性戀」概念。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現代意義上的寬容。違反性規範的行為會受到譴責，但這通常只會招致教會的贖罪罰（епитимья），而不是被燒死或絞死。與同時期的西歐相比，古羅斯對非規範性行為的容忍度要高得多。

與此同時，修道院環境中發展出了自己的理想：完全放棄任何肉體的激情。正是在這種禁慾主義理想的背景下，摩西的故事展開了。

摩西·烏格林的生平

有關摩西的主要資料來源是《基輔洞窟修道院聖徒傳》（俄語：Kievo-Pecherskiy paterik；Киево-Печерский патерик），這是一部基於更早的口述傳統於1220年代編纂的古羅斯早期修士生平彙編。後來，在17世紀，羅斯托夫的主教迪米特里（Dimitry of Rostov）改寫了這篇傳記。兩個版本都格外詳細地描述了身體的感知、性脅迫和殘酷的肉體暴力。

摩西來自匈牙利（因此得名“烏格林”）。歷史學家對他和兄弟們的起源有不同的看法：伊什特萬·費林茨（István Ferincz）認為，他們的家族是為了逃避拉丁基督教的強行推行而逃離故土的；米哈伊爾·尤拉索夫（Mikhail Yurasov）認為他們是外喀爾巴阡的盧森人；而恩德雷·伊格洛伊（Endre Iglói）則將他們的祖先追溯到匈牙利武士。無論如何，摩西與他的兩個兄弟——耶弗列姆（Yefrem）和格奧爾基（Georgy），一起在基輔王公鮑里斯（Prince Boris）的宮廷中服役。

1015年，在“受詛咒的”斯維亞托波爾克（Svyatopolk the Accursed）發動的血腥內戰中，僱傭兵在阿爾塔河畔殘忍地殺害了鮑里斯和他的衛隊。格奧尔基試圖用自己的身體保護王公，最終戰死。摩西成了隨從中唯一的倖存者。他在基輔的智者雅羅斯拉夫（Yaroslav the Wise）的妹妹普列德斯拉娃（Peredslava）那裡找到了避難所。

但到了1018年，波蘭國王“勇敢的”波列斯瓦夫一世（Bolesław I the Brave）攻佔了基輔，並將許多俘虜帶到了波蘭。編年史記載，波列斯瓦夫強姦了普列德斯拉娃，並把她變成了自己的妾，以報復公主早些時候拒絕了他的求婚。摩西也在這批俘虜之中，從一名朝臣變成了被鎖鏈鎖住的奴隸。

波蘭之囚

波蘭時期構成了傳記的核心。摩西身材高大、體格健壯且面容英俊，引起了一位波蘭貴族寡婦的注意（她的丈夫在波列斯瓦夫的基輔戰役中陣亡）。

在中世紀的東歐，寡婦往往擁有獨特的法律地位：她們可以完全自主地支配財產，這與已婚婦女不同。這位波蘭貴族婦女擁有大片土地，並且不受任何男性監護人的控制。波蘭研究員阿格涅什卡·諾加爾（Agnieszka Nogal）甚至稱她為“波蘭第一位女權主義者”。

寡婦以一筆鉅款贖回了摩西，並開始執著地追求他。對於中世紀文學來說，這是一個罕見的情節：一個女人公然利用財富和權力來脅迫一名男奴與她發生關係。她向摩西許諾自由、財富以及合法丈夫的地位，給他穿上昂貴的衣服，試圖用溫柔來打動他。《基輔洞窟修道院聖徒傳》轉述了她的話：

「我會贖回你，讓你成為貴族，讓你成為我全家的主宰，你將成為我的丈夫，只要順從我的意願，熄滅我靈魂的情慾，讓我享受你的美貌。」

摩西堅決拒絕。他不僅拒絕了這種親密關係，而且拒絕了異性婚姻的可能性——他提到了對上帝的敬畏和成為修士的意圖，撕掉了昂貴的衣服，寧願挨餓。其他俘虜勸摩西屈服：畢竟他不是修士，寡婦又漂亮，而且婚姻也不被教會所禁止。但摩西回答道：

「讓所有義人與他們的妻子一起得救吧，唯獨我是罪人，不能與妻子一起得救。」

——《基輔洞窟修道院聖徒傳·摩西·烏格林傳》

當勸說不起作用時，寡婦就轉向了暴力。摩西遭到毒打，被關在地牢裡挨餓。最終她向國王波列斯瓦夫抱怨。國王本人曾多次訴諸性暴力，他不理解摩西。為了保持身體純潔而拒絕財富，在他看來簡直是瘋了。波列斯瓦夫允許寡婦對這個俘虜做任何事，以免其他奴隸效仿他不服從的榜樣。

大約在同一時間，在波蘭被囚禁期間，摩西秘密地接受了一位路過的阿索斯山神父的剪髮禮（出家儀式）。現在，他拒絕婚姻有了正式的精神依據。

閹割與重返基輔

寡婦意識到摩西已經徹底離她而去，便陷入了瘋狂。傳記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寫實手法描述了這場報復：

「寡婦下令每天鞭打他一百下，然後又下令割去他的私處（閹割），說道：『不，我絕不留著他的男子氣概！讓別人也無法享受他的美貌。』摩西像死人一樣躺著，血流不止，奄奄一息。」

——《基輔洞窟修道院聖徒傳·摩西·烏格林傳》

矛盾的是，這種傷害反而化解了衝突。根據拜占庭教會法，自願自我閹割會受到嚴厲懲罰，但被強行閹割的人則被視為殉道者。失去了生殖器官後，摩西更接近了修道院的禁慾理想。

1025年，“勇敢的”波列斯瓦夫去世，後來波蘭爆發了叛亂。在動亂中，那位寡婦被殺——傳記指出，摩西關於她即將死亡的預言應驗了。

獲得自由後，摩西艱難地回到了基輔。由於傷勢嚴重，他只能拄著拐杖行走。他在基輔洞窟修道院生活了大約十年。

在修道院裡，摩西獲得了特殊的地位：人們認為他獲得了控制其他修士性誘惑的能力。傳記講述了一位修士如何請求他幫助自己對抗肉慾。摩西用手杖擊打了他——“立刻，他的肢體就失去了知覺，從此以後，這位兄弟再也沒有受到過誘惑。”

摩西於1043年左右去世。他的遺物被認為具有奇蹟般的力量。例如，另一位著名的修士，“多難者”約翰（Ioann Mnogostradalnyy；Иоанн Многострадальный），曾與性幻想抗爭了三十年（他甚至把自己埋在土裡），但只有在向摩西的聖物祈禱後才得到了解脫。就這樣，修道院團體找到了一個理想的代禱者。

對摩西的敬奉幾乎在他死後就開始了，並在17世紀被正式確立。對於信徒來說，他成為了對抗淫亂思想的主要助手。

瓦西里·羅扎諾夫：「第三性」理論

直到20世紀初，摩西的故事一直被完全侷限在教會傳統的框架內解讀。俄羅斯東正教哲學家瓦西里·羅扎諾夫（Vasily Rozanov）提出了一種激進而全新的視角。

1911年，他出版了《月光下的人們》（Люди лунного света）一書——這是一部在當時（尤其是在俄羅斯）異常坦率的論著，探討了同性之愛、“第三性”以及它們與基督教的關係。羅扎諾夫捍衛傳統家庭和生育，但同時批評修道院的獨身制度，並認為同性之愛對某些特定人群來說是自然的。

借鑒了世紀初歐洲性學家的觀點，羅扎諾夫使用了“第三性”的概念。他將這些人稱為“月光下的人們”，並認為歷史上的同性戀常常隱藏在宗教獨身的幌子下。

最初的診斷

起初，羅扎諾夫將這一理論應用到了摩西·烏格林身上。這位哲學家並沒有在他的行為中看到任何宗教上的壯舉。在羅扎諾夫看來，摩西並沒有與對女人的吸引力作鬥爭——這種吸引力根本就不存在。

羅扎諾夫問道：為什麼一個健康強壯的年輕男奴寧願選擇酷刑和閹割，也不要財富和自由？他自己回答：因為與女人的接觸在生理和心理上對他來說都是無法忍受的。

「那種不可戰勝的厭惡——就如同對於我們正常人來說的 actus sodomiticus [同性性行為] 一樣……因為對他們來說，男女交媾恰恰就是『所多瑪』、『令人作嘔』和『不可能』。」

——瓦西里·羅扎諾夫《月光下的人們》

在羅扎諾夫看來，摩西的故事成為了理解整個修道制度的鑰匙。他寫道，這個故事“應該刻在銅板上，釘在所有修道院的大門上”。這位哲學家認為，修道院的獨身制度不是意志的勝利，而是那些天生無法進入傳統婚姻的人的社會避難所。

放棄最初的診斷

有趣的是，在同一本書中，羅扎諾夫發表了一位匿名批評者的信，並出人意料地同意了他的觀點（不過，這正是羅扎諾夫的特點，他對同一個問題往往可以有幾個截然相反的看法）。

這位匿名人士寫道，摩西的抵抗是男性對侵略的正常反應。當一個女人試圖用武力奪取主動權時，男人是無法忍受的。她越是施壓，抵抗就越強烈。這與生理上是否無能無關，而是因為男性自尊心受到了傷害。匿名人士舉了一個通俗易懂的例子：如果羅扎諾夫本人在街上被一個女人抓住，一邊用雨傘打他一邊要求發生親密關係，他也寧願跑到警察局，而不是去她的臥室。

羅扎諾夫回答說，他非常同意這個邏輯，並很高興能夠消除對摩西“不正常的懷疑”。這位哲學家將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了傳記的作者：據稱，他將男性的自然抵抗變成了一種“對妻子身分、女人身分和女性氣質普遍敵視的天王星式（同性戀）告白”——羅扎諾夫稱其為“絕對令人無法忍受、異端，而且在歷史上具有極大的破壞性”。

西蒙·卡林斯基：對性別角色的反叛

美國研究員西蒙·卡林斯基（Simon Karlinsky）將摩西的故事置於俄羅斯文化中更廣泛且隱密的同性情慾傳統背景下進行考察。他指出，傳記的文本中充滿了修道士典型的對女性和性的敵意。

卡林斯基認為羅扎諾夫的方法具有推測性，但他讚賞提出這一問題本身。對他來說，摩西是一個人與其被強加的社會角色之間發生嚴重衝突的例子。

作為一個毫無權利的奴隸，摩西透過完全拒絕參與婚姻和生育系統，奪回了自己的自由意志。根據卡林斯基的說法，閹割則是女主人對摩西偏愛男性陪伴並拒絕傳統婚姻的報復。

伊芙·萊文：禁慾理想

研究員伊芙·萊文（Eve Levin）提供了一種更加謹慎的方法，警告不要進行過度現代的解釋。在中世紀的宗教思維框架內，重要的不是一個人的心理「本性」，而是他的行為。對於東正教神學來說，摩西的拒絕首先是精神意志和恩典的體現。

然而，萊文也承認修道院的重要社會功能。它們為那些由於各種原因不能或不願結婚的人提供了一個合法的避難所。摩西的命運完美地展示了這個社會空間是如何運作的。

尼克·梅休：構建新型男子氣概

現代研究員尼克·梅休（Nick Mayhew）在《基輔羅斯的宦官與禁慾的男子氣概》一文中，從性別歷史的角度分析了這篇傳記。

梅休注意到了文本中的一個重要細節：摩西多次強調，他在生理上能夠與寡婦發生關係，但出於宗教信仰而拒絕。對於傳記作者來說，這一點至關重要。如果一個人只是因為不能犯罪而不去犯罪，這不能被視為美德。拒絕必須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這直接反駁了羅扎諾夫關於先天無能的理論。

根據梅休的說法，在摩西的故事中，構建了一種新的基督教形式的男子氣概。它不是由權力和生育來定義，而是由完全沒有性慾來定義。在這裡，閹割作為一種自相矛盾的解放行為出現。它將摩西置於太監的地位，消除了精神與肉體之間的衝突，使他成為禁慾男子氣概的理想化身。

回到修道院後，摩西獲得了將這種狀態傳遞給其他人的能力。當他用手杖擊打一位飽受肉慾折磨的修士時，後者永遠失去了這種感覺。梅休在其中看到了“被閹割的男子氣概”的儀式性傳遞。世俗的父親模式被精神模式所取代：摩西正是透過放棄肉體上的繁衍而成為修士們的“父親”。

摩西是酷兒人物嗎？

如果嚴格從歷史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答案是否定的。「同性戀」或「酷兒」的概念直到19世紀末才出現。在基輔羅斯，並沒有我們所理解的性別認同——只有行為。用現代術語來稱呼一位11世紀的修士是不準確的。

但如果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摩西的故事完全允許進行酷兒化的解讀。

首先，他徹底脫離了異性戀規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人們被期望結婚生子。對於中世紀社會來說，拒絕生育和財產傳承就是破壞社會規範。

其次，他的命運打破了男性和女性之間的界限。成為太監後，摩西超越了通常的性別角色。正如梅休所指出的，他並沒有變得無性，而是獲得了一種另類的男子氣概。

第三，傳記展示了古代俄羅斯另一種家庭的可能性。在切斷了血緣關係後，摩西在基輔洞窟修道院的男性集體中找到了一個新家庭，在那裡，精神聯繫比血緣關係更被看重。

要確切了解摩西真實的性心理特徵是不可能的。然而，他的故事證明了：即使在古羅斯文化的基石中，也存在著非規範性的空間。異類的權利、對自身認同的尋找以及另類親密關係的形式，一直在俄羅斯和俄羅斯東正教的歷史中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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